中国房地产繁荣让美国众多中小建筑公司受益(图)

这是一单非同寻常的生意,这是来自西雅图的设计师斯图亚特·希尔克从业25年来从未遇过的:为可能永远不会谋面的客户设计3套高档房子。虽然委托方对房屋的功能和尺寸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比如说,房屋的总面积以及卧室和浴室的总数,但对于设计风格和建造预算却只字未提。对此,希尔克感叹道:“真的是百感交集,一开始是对这笔生意的不确定,随后是一种因为没有方向而产生的责任感与焦虑感混杂的情绪。但最终是思想上的彻底解放与兴奋。”

这笔生意来自上海,一位中国开发商正在那里建设一个天价别墅区,该区内的别墅价格高达5000万至1亿元人民币,或是750万至1500万美元。那么希尔克先生是如何得到这个项目的?一位为开发商工作的顾问看过他之前设计的名为棕榈泉(Palm Springs)的房子,很是喜欢,就将这个项目交给了他。不久之后,原本要设计的3套房子就变成了9套。

希尔克先生所在的公司只有17人,是美国正受益于中国房地产繁荣的众多中小建筑公司之一。他们设计的建筑中有为暴富的百万富翁特制的公馆,也有半英里高的摩天大楼。虽然也有像Skidmore,Owings & Merrill以及HOK这类已有几代人致力于在全球扩展业务的大公司,但只是最近几年中国建筑业的发展才使得这些小公司有机会接手来自中国的工程。

这些公司对能承接这样的工程心怀感激,这不仅仅是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来自中国的项目填补了美国经济衰落带来的空白,更有意思的是,建筑师们认为,中国的开发商以及政府部门相较于他们在美国的合作者而言更好打交道。他们觉得中国人更雄心勃勃,更有冒险精神,而且更愿意花钱将图纸上的设计变成现实。这就激励了那些对艺术有所追求且一直在寻求机会的设计师们。

最近在上海郊区完工的仲恺佘山别墅(Zhongkai Sheshan Villa project),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那些不一般的建筑工程。这个高端楼盘占地45英亩,其中有80套定制别墅。上海ZK地产开发公司顾问王谦(音译)曾经参观了位于加州的棕榈泉,以及多个位于洛杉矶和多伦多的豪华社区,他曾找到17名北美建筑师为国内设计房屋,其中就包括希尔克先生。最终这个名单范围缩小到10人。王谦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我不知道中国建筑师是否有能力做到。也许他们可以,但我却不想冒这个风险。目前中国还没有这类开发项目,别墅市场在中国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

希尔克承接的九套房子都要求别具一格,但却没有任何风格参考。这在他职业生涯中尚属首次:他不再只是一名诠释顾客品位和个性的建筑师,这次他是一名面对一张空白画布的艺术家。他说:“这打开了我大脑中长时间不运行的那个部分。”

希尔克先生访问了上海以西的苏州园林,他在那里看到解释风景的标记,那是用诗句写成的。这就使他萌发了为每座别墅写故事线索的设想。他为一座名为“曲径通幽”( Bending Paths)的别墅所写的说明就以下面两句开头:“好像戒指从石头上落入池塘,曲折的墙壁创造出一种旅行感和错落的空间。”

在美学方面,希尔克说:“开发商的确没有干预,如果有,那就是他们帮助我们实现设想。”随着项目的开展,也有些设计需要大量修改。例如,希尔克非常诧异,中国的传统风水要求前门不能对着楼梯,以免好运顺着楼梯溜出大门。“但总的来说,”他说,“按照这些要求设计最终都会有一番成就。这是我们在以往参与的项目中从来没有的机会。”

亚特兰大以夸张激进作品而闻名的Mack Scogin Merrill Elam Architects建筑公司获得了5单建造别墅的生意。该公司的主管梅里尔·埃兰说,这些中国的设计单子对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公司以前从未设计过一个还没确定主人的房子,也从未遇到过一个不表达自己建筑构想的主顾。

“我们必须考虑全面。”埃兰女士说,“在餐厅旁边有个小花园会不会好些?是的,人类对于某些东西总是具有与生俱来的追求,比如说:视觉、光线和私密空间。于是我们就像我们自己是这些房子的主人一样把种种想法付诸现实。而房子的主人们不会给我们任何思路。”

随着美国建筑师与中国客户频频接触,他们适应了这种微妙的建筑师—客户新型关系。其中涉及耐心地确立关系、快速地进行决策以及在美国不常见到的抒情时刻。

纽约斯蒂文·霍尔建筑师事务所(Steven Holl Architects)的查理斯·麦克沃说,一位开发商给他的公司3个月时间,开发一个替代市中心老式工厂的项目。那个项目注入了霍尔长期的城市化理念,利用地热资源并解决中国城市里高层建筑的各种通病。

麦克沃说:“我们以为他们会说,‘你们疯了,忘掉吧’,然后我们走人。我们对20多人进行了介绍。在结束时,他们都看着总裁等他先发言。他说,‘每个人都会盖大楼。但很少有人能建出诗意’。”那个项目建成了,连接着塔楼的玻璃桥梁,就像空中的胡同。接下来是风格更加激进,位于深圳的中国万科总部大楼。那座建筑规模像帝国大厦,地下挖出5层用作公共停车场。

这家公司还开发一个新项目名为“切开的多孔街区”,目前正在中国的成都进行建设。这种全新的建筑尝试在楼房当中切出参差不齐的小道便于采光。“美国开发商决不允许我们这样做”,麦克沃先生补充说,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从前没做过,那你就不要做”,而中国人在建筑方面“有一种无畏的精神”。他补充说这可能不仅仅是大无畏的精神,“还有其他因素”,他说:“其中有对非物质理念的欣赏,联系到历史及文化。他们寻求解决方案,但也考虑事物的哲学方面。”

赖斯·沃勒克,一名来自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建筑师,同样遇到了在美国很少遇到的客户。他为之工作的“线名员工,设计了紧邻香港且拥有40座豪华宅邸的中国万科社区。这笔生意最初被确定为“为40户家庭设计一个俱乐部会所”。

“我告诉他们这些客户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家俱乐部的会员。”沃勒克先生说,“那为什么我们不做点完全不同的事情呢?”他策划出了“山顶静修”这一概念,在那里艺术家们可以工作,而他们的作品也可以成为那里一个公共美术馆的一部分。“他们想了一会儿,说‘就这么干吧’。”沃勒克先生说。

芝加哥的Goettsch Partners公司拥有85名员工,现在已经有一半的业务在中国,他们发现他们的中国客户在材料方面更尊重建筑师的艺术构想。公司主席吉米·盖特可说:“我们没有一个项目是因为预算受到了影响或阻碍。”

建筑师们很喜欢这样有决断力且包容的客户。海勒·曼斯建筑公司,一个位于圣弗朗西斯科的25人公司,现在已有三分之二的业务在中国,目前该公司的日程表上已有10多个项目。“他们有清晰的政策使整个事情能顺利完成。”杰弗里·海勒说。

海勒先生的生意伙伴,美国建筑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的主席克拉克·马努斯自有一套关于中国发展进程的理论。“律师和政治学研究员在美国的政治机构占有较大比重,”他说,“但在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多数是工程师。他们预见问题,他们分配财富并为寻求解决方案付出努力。”

当然了,与效益相伴的还有一定的代价:毫不动摇的决定及组织管理严密的体系就意味着无论当地民众是否接受,这些建设项目还是会继续开展。就麦克沃先生观察,现代城市化进程已经使中国的历史建筑消失殆尽,比如北京传统的四合院,胡同或者巷道。他说他的公司也“极其担心”接受这些生意会损害到中国的这些历史文化价值。

对于美国的建筑公司,开拓中国市场可不仅仅是打个电话。吉姆·欧森是西雅图的欧森·昆汀建筑公司合伙人,他从一个香港商人那里得到了一宗生意。这个商人和他的妻子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书报杂志中寻找他们喜欢的房型,通过一一比较后,欧森公司在圣·佛兰西斯科设计的一座房屋脱颖而出,从而为欧森公司赢得了这宗占地14000平方尺别墅的生意。

在中国耐心地建立合作关系是漫长的市场开发环节中的重要一步。海勒先生自2004年起每年都要到中国旅行6次,他公司的大部分生意都来自于他和中国研究设计机构的某人建立起的固定关系。“这真是一个靠关系的社会,”他说:“你得出去和人用午餐,你得出去和人吃晚餐。”

Goettsch Partners公司像海勒·马努斯和斯蒂文·赫一样,在中国建立了永久的办事处。一个年轻的上海人詹姆斯·郑作为合伙人负责Goettsch Partners公司在亚洲的业务。他说他在中国所花的60%的时间中,绝大部分是在培养合作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竞争也日益加剧,在他位于芝加哥办公室的一次会面中他说:“幸好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打个电话说‘我想和您见个面’是件相对容易的事,在美国你不可能总这么做。”

民族优越感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是具有影响力的因素,但似乎没有影响到对建筑师的选择。上海开发商王先生说他只想找到合适的别墅设计师。“这与谁是设计师无关,这只关系到实际效益,”他说,“建筑师因为设计了好的建筑而受到尊重。”

詹姆斯·郑说,中国缺少有资质且能处理大规模商业开发项目的建筑师。“在我看来,他们当中绝大部分缺少的不是理念,而是把概念和设计付诸实际的经验和能力。”他说自己已经觉察到在中国设计师精英层中有一种不满或嫉妒情绪。“不过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能理解并尊重他们的美国同行。”

Goettsch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是成功的,它拥有25个中高层楼房项目,还有天津一座1440英尺高的塔楼仍在设计当中,所以这个公司对客户开始变得挑剔。“不是所有的开发商都有足够的能力承揽大项目,”郑先生说,“你要避开那些对建筑一窍不通的客户,他们不会尊重你,还总是在进程中变来变去。”这听起来像建筑师们抱怨美国客户一样。

Leave a Comment